政策不断，效果不好！广东放开户籍，有吸引力吗？ 1月14日，广东省两会召开，省长马兴瑞作了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披露的两条信息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第一，去年广东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达到10.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3%左右，这意味着广东已成为第一个“10万亿”省份。   另一件事是，广东将放宽对广州和深圳以外城市的落户限制。换句话说，广东省其他19个地级城市将降低落户门槛，甚至完全放开。   去年12月底，这两个办公室发布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流动的体制和机制改革的意见”，这一意见已得到明确部署。该文件提到：   全面取消了对居民人口不足300万的城市落户的限制，全面放宽了300万~500万居民大城市的落户条件。   根据201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数据，广东只有广州、深圳、东莞三个城市不属于这一名单。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常务理事侣明向程大叔指出：   “由于户籍制度的障碍将阻碍人口流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一些沿海地区，前几年劳动力短缺，放宽户籍制度有利于加强全国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的有效利用，从而有效地缓解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问题是，广东这次的自由化政策能否解决“迫切需要”？   “人口倒置”有多严重？   户籍问题一直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的“心脏病”。   去年，广东省在人口流入方面再次领先，增加了177万常住居民，成为全国唯一拥有100多万常住人口的省份。紧随其后的是浙江，只有800000，不到广东的一半。   这些人要去哪里？如果不考虑省内人口流动的影响，每个城市的居民人口变化将加在总数中，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居民人口的净增长将增加130.45万，占全省总人口的70%以上。除广州、深圳两市各四十多万人外，其余七个城市的增加额超过四十万。   这七个城市也将是对新政影响最大的城市。   由于2019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如果将2018年广东省19个地级城市的人口计算在内，除肇庆外，珠江三角洲7个城市的居民人口超过户籍人口。其中，佛山常住人口接近户籍人口的两倍，东莞居民人口是常住人口的三倍以上，属于明显的倒置人口。这意味着在东莞，有600多万常住居民没有获得户籍登记。   资料来源：地方统计公报的校勘和制图：城市演化理论   这个概念是什么？与前一步相比，我们可以取消对居住人口少于300万的山东城市的落户限制。除了济南和青岛，这两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300万，2018年山东五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比登记人口还多。但就连两个指标之间差距最大的烟台，也只有不到600000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600多万非户籍人口属于东莞的“历史遗留问题”。2010年，东莞有300多万常住人口，10年后，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一番。   为什么东莞的人口如此严重？   东莞作为制造业城市，有着大量的农民工农业转移人口。2016年“东莞新城市化规划(2015-2020)”提出，到2020年，将有900000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城市化。这只是东莞农民工存量的一部分。   事实上，农业人口的转移也被认为是在国家一级放宽落户限制的重点。   国家发改委发展战略规划司司长陈亚军刚才接受采访时指出：“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不仅是首要任务，也是核心任务。我们说，在新的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他说。   政策仍在继续，效果不佳。   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化和解决人口倒置问题的过程中，珠江三角洲的城市一度向前迈进。   早在2010年，广东就率先实施了融合政策，降低了农民工的落户门槛。后来，这项政策扩展到全国各地，并列入国家一级的正式文件。   2014年，国家工作报告提出，“今后一段时间，要把重点放在解决”三亿人“问题上，包括”推广1亿左右的落户城镇“。”同年，广东省召开城市化会议，建议到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高到73%，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达到56%。要实现全省农业转移人口不少于600万，其他省份农业转移人口不少于700万，其他城镇居民人口不少于700万。   一年后，广东省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对珠三角珠海、佛山、东莞、中山等多个城市的户籍政策进行了调整。   然而，与既定目标相比，广东的进展似乎并不令人满意。   由于统计公报没有披露最近的非农民家庭人口数据，我们不妨衡量居民人口的城市化率。据统计，2014年底广东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8%。四年后，该指数升至70.70%，增幅仅为2.7个百分点。如果广东能达到今年73%的原定目标，仍然需要画一个“问号”。   户籍人口的增长应该更加乐观。2014至2017年间，广东省户籍人口增长了约430万。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其中有多少属于农业转移。   就城市层面而言，“多政策少效应”的情况更为明显。   以东莞为例，自2010年实行分制以来，截止到2015年8月，外来人口600多万，虽然门槛不断降低，但只有11554名符合人才入户要求的申请人通过了落户程序(学分制6010名人才，合格人员5544名)，进入家庭的人数每年没有显著增加。   广东公安局党委委员、广东省公安局副局长彭辉曾指出，广东面临的问题之一是，虽然入境门槛逐年降低，但外来务工人员不太愿意进入落户当地城镇。   放开落户仍然有吸引力吗？   在这种情况下，落户阈值从“高”到“低”的效果如何？   一些专家推测其可能的效果是：“原始的落户仍然可以落户，原始的落户仍然不是落户。”   从外籍人员的角度来看，落户缺乏激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好的一面是，以前必须通过落户解决的一些公共服务问题已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例如，在东莞，“综合入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流动儿童随外来人口流动的教育问题。   另一方面，城乡生活的巨大差异极大地增加了农民工的经济和心理成本。例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峥指出，在住房和教育支出较高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月收入几乎是杯水车薪。   更普遍的看法是，政策的效力最终应取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根据侣明的分析，即使东莞进行了多次落户体制改革，但以其整体落户系统为例，整体标准仍然很高。   “因为在大城市的经济发达地区，他们没有机会获得当地的户籍地位和相应的公共服务，移民有很大的担忧，因此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家庭登记。”   另一方面，对城市而言，户籍自由化不仅是一项简单的政策，还需要关注公共服务的匹配，这就要求政府投入更多的财政资源来支持。   据媒体测算，根据广东七年推广1300万人的数据，广东省农业转移人口人均成本包括一次性成本134100元，年公共服务费用6581元。广东的一次性成本在7年内将高达1.7亿元(131400×1300万)，公共服务的年成本将高达122亿元(1300/70000人×6581元)。   即使考虑到规模的影响，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代价。   中山大学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城市应率先采取行动，填补公共服务的缺口，吸引更多的人。落户；落户人口也将给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增强城市的财政实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但问题是，许多城市都面临着经济下行压力和财政压力，因此很难长期按下“启动按钮”。   早些时候，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芳对程大叔说，户籍制度改革不尽如人意，更根本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改革效益与支出成本“不对称”。因此，他建议改革的红利应由中央政府支付，作为一种“公共利益”。